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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午战争里的日本对华情报战

来源:本站原创  作者:admin  更新时间:2022-08-04  浏览次数:

  日本间谍长期以来一直在大清内部活动,他们以各种身份搜集清朝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情报。《清国通商综览》由日本驻华间谍机构“日清贸易研究所”历时数年编篡而成,是当时日本当局研判中国最权威的情报著作。

  当日本间谍对清廷进行着近似半公开化、掠夺式的情报收集时,对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这个警句再熟悉不过的人们,却显得既麻木又应对乏术。

  在甲午战争之前和整个甲午战争过程中,清朝对日本没有哪怕一次有效的情报侦察。同时,清朝对反间谍问题的认识极为不足,且行动无力。

  1886年8月,清朝官船在日本长崎港访问期间,发生了一件清国水兵与当地日本人冲突斗殴的事件。在混乱之中,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偶然拾到了一本清人的小字典。这本小字典内的汉字纵横两侧,标注了从0到9的10个小数字。吴大五郎感到其中颇有玄机,马上报告了日本当局。日当局立即组织专家对这本小字典进行分析,最终判定这是清国人电报用汉字译电本,并从译电本中数字的组合方法,分析出了清朝电报密码。

  这导致甲午战争前夕,清朝驻日使馆和清总理衙门之间的电报全部被截获破译,日本对清朝出兵朝鲜、对日战争态度和决策等重大机密问题悉数掌握。更为可叹的是,甲午战败后,清朝竟依然没有更换电报密码,在日本谈判的李鸿章和清政府的22件电报往来被日本人全部查收,马关谈判中,清朝毫无任何底牌秘密可言。中国人皆知《马关条约》丧权辱国,事实上,在战败之外,情报失守直接加重了这份条约的国耻色彩。

  当时,有官员目睹清朝防范日谍工作的巨大漏洞:“见倭夷往来不绝,凡我船开行,彼即日细为查探,非但常在码头逡巡,竟岸下船在旁手持铅笔、洋簿,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。竟无委员、巡丁驱逐。”

  即便真正捉到了间谍,清廷也多是草草应付了事。《盛世危言》作者郑观应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帮办,他电告盛宣怀,“日本奸细颇多,经地方官拿到者有二处,其一系倭人改装入内地,遣送交该国领事,罚洋一元五角,释放了事,华人通同者,亦释放销案。如此办法,奸细越多,胆越大矣。”

  从历史的纵向看,日本间谍扮演的绝不仅仅是对华战争机器上的支援和辅助角色。事实上,日本间谍对华情报工作与甲午战争的爆发是一个相互促进、相互牵引的过程。日本怀有对华侵略的企图,这是向中国派出间谍的初始动因,但面对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,日本当政者在最初并无一战之决心和胜算的把握。

  1887年,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综合日谍提供的各种情报起草了《征讨清国之策略》,“谋清国,须详知彼我政略与实力,做与之相应之准备”。

  其中,详细论述了对华开战的利弊、胜算把握,以及开战时间节点,为日当局做出对华开战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支持。

  在众多来到清国的日谍中,宗方小太郎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,他长期潜伏中国。当战争即将打响,他担负起了刺探北洋海军动向的情报工作。以山东烟台日本领事馆为据点,“打扮一野人”,六开香港马会官方网,多次潜入威海卫,摸清了北洋舰队13艘舰艇的动向。这为后来日本海军埋伏、截击北洋舰队提供了关键性情报。

  宗方小太郎把长时间对华情报工作进行归纳总结,写下《中国大势之倾向》,其中提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,“盖国家者,人民之集合体也,换言之,即人民则为组织一国之必要分子也。若分子腐败,欲国家独强,岂可得乎?(中国)上至庙堂大臣,下至地方小吏,皆以利己营私为事,朝野滔滔,相习成风今日之中国,有治法而无治人,治国之法虽备,但无治理之人。”

  宗方向日当局热烈而理性地进言,鼓动和坚定着日本当局那颗对华战争蠢蠢欲动却又忐忑的心:“今中国外形之进步,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,壮其观瞧,外形虽美,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,则柱折栋挫,指顾之间即将颠覆。”“根据鄙见,我日本大多数人对中国过于重视,徒然在兵器、军舰、财力、兵数等等的统计比较上断定胜数,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。”

  正是这些有着坚韧毅力,思维层次较高,并满怀“忠于大日本帝国”情怀的日谍,通过长期冷静、理性、细腻的对华研究分析,推动和加速了日当局对华战争决策的最终形成。

  无论是120年前的甲午,还是进入新时代的当下,日本从来都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情报对象。有学者估计,即使就在今天,日本依然是向中国渗透进间谍最多的国家。

  长期以来,日本国内一直有两大畅销书,这两本书都是每年更新的,一本是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编著的《中国情报》,一本是《现代中国人名辞典》。前者记录了中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等几乎全部领域的各种信息数据;后者则把中国党政军、派、人民团体、体育界、国营企业重要人物的简历,甚至性格特点等都收录其中。

  2005年9月的一天,新疆和田机场附近,一户居民平房顶上,突然出现了一台全球卫星定位(GPS)设备。两个行动神秘、穿着打扮与当地居民颇有不同的男子频繁出现在这户居民附近。这引起了中国安全部门的注意。正当两个神秘男子在平房附近操作设备时,国安人员将其控制。这两个人,一个名叫大林成行,是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所长,另一个叫东俊孝,是大林成行的学生,也是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工作人员。这两人已经长时间在新疆偷测中国地理信息,他们被捕时,已经钵满盆满,正准备卸载数据。

  2010年9月,河北石家庄。日本建筑公司藤田集团向中国派出2名人员,与该集团驻中国子公司的2名人员会合。名义上,他们是参与竞投一个日军在华遗弃化学武器项目。但这四人却盯上了北京军区在石家庄的一个军事设施。正当他们录像拍照时,四人被中国国安部门逮了个正着。

  在近来中日针锋相对的钓鱼岛争端中,日本间谍也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。一次,中国渔政船向钓鱼岛海域进发,中间为躲避台风“鲇鱼”耽搁了数天,日本对该船数据及行进情况了如指掌,准确判断了到达预定海域的时间。有业内人士分析,日本依托在中国大陆、香港以及台湾地区建立的情报网络,总是能第一时间获悉两岸保钓船只以及执法船的行动信息,日本海上保安厅因此能及时采取针对性行动,保持相对主动。

  日本是全民情报国家,收集情报并不是职业间谍的专利。二战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,在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大量日本移民,都从事了自发的间谍活动,他们伪装成渔民、牙医、理发师,实时向日本政府报告美国的一举一动。这也是当时美国大规模拘禁在美日侨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  在全民情报理念的牵引下,“委托调查”是日本情报机构搜集情报和进行研究分析的重要方式。情报机构确定选题和方向,委托日本的大型商社、智库、记者、驻外企业、社团等各种民间组织,利用海外交流等各种机会进行情报收集。据统计,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每年经费的70%至80%都用于支付委托调查的项目。

  同时,对公开信息极强的综合分析利用能力,是日本间谍文化的重要特征。精细的日本人极为擅长在海量的公开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,并通过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和比对分析,综合归纳出最终结论。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上世纪60年代,日本人通过《人民日报》和《中国画报》发表的新闻稿和图片,就精准分析出了大庆油田的具体位置和产量。日本外务省前情报调查局局长冈崎久彦曾估计,目前日本获取的情报中,有多达80%来源于公开信息。